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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談中國精神
發布時間:2013/8/7 點擊數:1065

中國的傳統哲學,最關注人的情感活動,并將其納入倫理的范疇來看待。情感活動的異常豐富,是人類區別于其它動物的主要標志之一。就人類自身而言,憂傷抑郁也好,豪放曠達也好,這類極端的情感活動固所有之,而且在某些特定的年代里,或某些特定的群體中,時或表現得奪人眼目而突兀不凡,但能薪火相傳數千年延綿不絕,并賴以構成華夏民族主體倫理旨趣的,則另有精義。大致而言,可以用四字概之:勇、智、敏、仁。其中“仁”是首則,所余三者,互為關聯。高人雅士,衡之以自勵,持之以修身。而能將此三者薈萃于一身的,此人必在歷史上克享大名。
先從“勇”談起。

“勇”是一個容易引起誤解的概念,一般將其理解為行為活動,而實則不然。許慎《說文解字》:“勇,氣也。從力。”此處“從力”,即指“甬”下之“力”。段玉裁則進一步考索,頗為精當,且看段氏《說文解字注》:“力者,筋也。勇者,氣也。氣之所至,力亦至焉。心之所至,力乃至焉。故古文勇從心。”
可知古人初造“勇”字,從心而不從力。歸納二說,可得結論如此:勇者氣也,氣生力也,力而至心,輒生勇也!

氣為抽象之物,心乃精神思維,而精神思維包含了情感活動,由此即可明白,勇是一種純粹的情感活動,氣不至則力不達,心不至則勇不生,“勇”是要受“心”去支配的。

既然如此,“心”(精神)的高下,就決定了“勇”的雅俗。對此詮釋得最為深刻的,莫如宋朝才子蘇東坡。我們且看他在《留侯論》里怎么說:

古之所謂豪杰之士,必有過人之節,人情有所不能忍者。匹夫見辱,拔劍而起,挺身而斗,此不足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,猝然臨之而不驚,無故加之而不怒,此其所挾持者甚大,而其志甚遠也。

中國歷史上,凡能稱為“天下大勇者”的豪杰之士,必有人所難及的“過人之節”。這個所謂“節”,坐而論之甚易,起而行之甚難,而其難易的判定,就在于精神境界的高下。心胸狹窄、鼠目寸光之輩,亦能逞其一己之勇,但那不過是拔劍而起、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罷了。項羽以八千子弟,起自江東,不旋踵間,滅強秦,霸西楚,彪悍如此,不謂不勇。然而當垓下之戰,欲以一烏騅,一鐵戟,沖蕩漢軍,而不思忍一時之辱,重回江東,積蓄力量,待時而起,再與劉邦一決雌雄,徒以橫劍一刎,薄留虛名,其智術與區區一烏江亭長相比且不如,則對其稱為鬼雄,自無不可,而頌以人杰,就未免過甚其詞了。

為什么這樣說呢?中國精神的“勇”,并不是一個獨立成體的概念,《論語?子罕》:“智者不惑,仁者不憂,勇者不懼。”孔子將“智、仁、勇”三者相提并論,謂之“三達德”,這是深契哲理的。按照儒家的理論學說,“仁”是最高的道德境界,以仁的義項為核心,擴展牽連,層層包裹,形成了一個孝、悌、忠、恕,禮、智、勇、恭,寬、信、敏、惠等等眾義環繞,密如水乳的完整體系,“勇”只是這個體系中的一個義項而已。而項羽行事,擯棄眾義,一勇獨逞,精神境界孤陋殘破,志向既不遠,所挾持者也不大,身處絕境,尚不知反躬自省,乃以“天之亡我,非戰之罪”作譬解,其不智如此,焉能克當“天下大勇者”的人杰之稱?倒是當初辱身相從、曾在項羽手下作過“執戟”郎的韓信,他對項羽的評價最為中肯:“項王喑噁叱咤,千人皆廢,然不能任屬賢將,此特匹夫之勇耳!”(見于《史記?淮陰侯列傳》)。

說到韓信,正可與項羽做一對比。當其青年落魄之時,屢遭冷遇,處處白眼,連淮陰市井的屠戶惡少都敢當面折辱他:“雖長大,好帶刀劍,怯耳!”面對“能死,刺我;不能,出胯下”的兩難選擇,韓信沉思良久,最終選擇了為凡夫俗子所恥笑的鉆褲襠。然而“大賢虎變愚不測,當年頗似尋常人”,就是這樣一個能忍人所不忍的鉆褲襠的小青年,一朝風云際會,登壇拜將,任左丞相,封齊王、封楚王、封淮陰侯,王侯將相,集于一身,扶漢滅楚,歷百戰而無一敗績,成了中國歷史上不世而出的赫赫戰神。一生百戰無敵手,當年卻能承受胯下之辱,天下大勇者行事如此,蓋以其“所挾持者甚大,而其志甚遠也”。
百戰不殆足稱勇,忍辱胯下可謂敏。敏者,聰明也。假如當初受辱之時,即拔劍而起,挺身而斗,固可手刃惡徒,以泄一時之憤,而論法以命抵命,則胸羅兵機的軍事杰才,與魯莽無知的屠戶惡少,同歿市井,墓木共拱,豈非不智之至?

如此看來,匹夫之勇的“勇”,實“不足以為勇也”!凡大勇之人,必有大智,故成語用“智勇雙全”以喻其人。“子房未虎嘯,破產不為家。滄海得壯士,椎秦博浪沙。報韓雖不成,天地皆振動,潛匿游下邳,豈曰非智勇?”這是李白歌詠張良的詩句。張良以韓國的貴介公子,國破之際,毀家紓難,重金結交滄海客,博浪一擊,天下震駭,從此拉開了各路豪杰紛紛起而倒秦的序幕。而一擊不成,乃為天下蒼生而惜身,潛匿下邳,韜光養晦。猝遇黃石老人“夜半橋頭呼孺子”,猶能折節辱身,虛衷受教。至此,張良以韓國公子,華麗變身,卒成“指揮楚漢如旋蓬”的一代人杰,運籌帷幄之中,決勝千里之外,不數年間,定國安邦,佐劉邦成一統之業,天下偃然,百姓樂業。是知張良不僅集大智、大勇、大敏于一身,也是漢初第一大仁之人!宋朝范仲淹《岳陽樓記》:“予嘗求古仁人之心,或異二者之為。何哉?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,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,是進亦憂,退亦憂,然則何時而樂歟?其必曰: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矣。噫,微斯人,吾誰與歸?”范仲淹欲與攜手同歸之人,除了張良,其誰堪以當之?

談到這里,還要再次說說“過人之節”。韓信也好,張良也好,二人之所以稱得上“天下大勇者”,自然是因為他們都具備了“過人之節”。蘇軾說的“人情有所不能忍者”,是對“過人之節”的最好注解,說到底,就一個字:忍!韓信不忍則無韓信,同樣的,張良不忍,焉有留侯?蘇軾《留侯論》續云:子房以蓋世之才,不為伊尹、太公之謀,而特出以荊軻、聶政之計,以僥幸于不死,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。是故倨傲鮮腆,而深折之,俾其能有所忍也,然后可以就大事。故曰:孺子可教也!
蘇軾的見解,畢竟高人一等。在李白看來,張良收買義士,刺殺秦王,乃是英雄之舉,而在蘇軾看來,不過荊軻、聶政一流的匹夫之勇。英雄與匹夫的差別就在于能忍與否。黃石公是個世外高人,有鑒于此,乃三約三爽,居傲鮮腆,故意“深折辱之”,而張良獨能放下千金公子的架子,畢恭畢敬,親為拾靴著履,毫無怒意,此即蘇軾所說“卒然臨之而不驚,無故加之而不怒”,經此折辱,張良便具備了“天下大勇者”基本修養,其為人杰,所來有自。照此來看,“忍”之一字,大有哲理,《管子》曰:“四時能變謂之智”,“忍”便體現了一種應變能力,是一種規格極高的大智慧。忍一時之辱,成終生之志,具有這樣大智慧的人,史上無名,難矣哉!
中華民族是一個智慧的民族,哲學的民族,三墳五典,先賢范例,無不蘊涵了博大精深的哲學原理。這樣的民族,以勇、智、仁、敏構成了獨特的中國精神。這樣的民族,雖然飽經憂患,而能深自韜晦。這樣的民族,面對列強環伺,種種屈辱,猶能赫然獨立,后來居上。這樣的民族,不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獨放異彩,難矣哉!
(王立群,央視《百家講壇》主講人。現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、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生導師、中國《史記》研究會顧問、中國《文選》學會副會長。出版有《中國古代山水游記研究》《現代〈文選〉學史》《〈文選〉成書研究》等學術專著。2006年,在央視《百家講壇》主講《王立群讀史記》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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